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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次辅忽然跳出来提醒大家要就事论事，但仅仅只是这个举动，在场的人精们便立刻开始揣摩他这样做的用意。
要不怎么说成功的政治家都仿佛学过犯罪心理学一样呢，因为在政治家的眼中，另一个政治人物无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首先需要思考的都是对方的动机。
许国的动机并不难猜。他和沈鲤的同盟虽然也称得上实学派内的一方势力，但毕竟依靠的只是他们两位招牌人物，两人手底下的得力干将着实太少。错非两人都身居高位，否则断然不能与高务实手下三届首辅之余荫相抗衡。
更何况除了三首辅余荫，高务实也早已展现出他的文武全才，在九边武将之中的名望举世无双。除非朝廷已经安逸得毫无边患，否则他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会动摇。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次辅作为实学派内部的另一派，不可能指望打倒高务实，而只能寄希望于不让高务实的权力地位继续膨胀。因此，他跳出来说这番话必然是不愿意见到蒙元经略的职权太过膨胀。
吴兑立刻发话了，轻咳一声，慢条斯理地道：“次辅所言极是，就事论事才是正理。不过依我看，眼下的问题倒并不在蒙元经略这个事职的权力边界之上，而是尚方剑的权力是否该有限制……若诸公以为当有，又是因何道理。”
许国一听便有些皱眉，心里有些怀疑吴兑的用意：莫非你想说皇权不可限？
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吴兑应该不会这样无视“原则”——你也是个文官，皇权要不要限制、可不可以限制，难道你不知道？大明的皇权这两百年来不正是我们文官一直在努力限制的？只不过这话不能明说罢了，毕竟皇帝本身就是“天”的具象化，在道理上是不可违背、至高无上的。
不过即便如此，代表皇帝的尚方剑是否也意味着享有全部的皇权，这一点就很值得商榷了，毕竟那只是皇帝赐予的一把剑，不仅效用有时限，行使权力的覆盖面也有规定范畴，那么其代表的皇权本身也自然是不完整的。
在场诸位都是饱学之士，“尚方”的来历他们个个都是清楚的。所谓“尚方”，昔日原是皇宫里掌管皇帝和皇室贵族衣、食、住、行、用具的官署“少府”辖管的一个部门，负责官员称“尚方令”(不是尚书令)，专门掌管皇帝御用刀剑之类器物。
该机构始于战国，秦汉以后相沿，《后汉书》中就有“尚方令一人，六百石”的记载。可见所谓尚方剑、尚方宝剑，就是从皇宫里铸造出来的上等宝剑。这种剑平时藏在尚方，用料精选，做工讲究，绘有龙凤图案，锋利无比，一剑出鞘，可以立毙骡马性命，故汉代称“尚方斩马剑”。
据《汉书·朱云传》记载，朱云曾上书皇帝：“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这段史料说的是汉成帝的老师、丞相、安昌侯张禹贪赃枉法，广占良田、欺压百姓，朱云请求皇帝赐下尚方斩马剑斩杀张禹，以收杀一儆百的功效。
不过这事没成，成帝认为他是以下犯上，一怒之下吩咐侍卫把朱云拖出去斩首。朱云死抱皇宫栏杆不放，侍卫用力过猛，居然把他和栏杆一起扯断。幸亏当时旁边有正直官员为朱云说好话，这才免去杀身之祸。而“朱云折栏”便成为忠臣敢谏的成语典故。
由此可见，尚方剑在两汉时是不会被轻易赐用的。《后汉书·蔡伦传》也记载，帝令中常侍蔡伦(就是改进造纸术那位)升官尚方令，监制尚方剑。而蔡伦后来还说过“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等话。
至于说尚方剑所代表的权力，直至唐代，被皇帝授予尚方剑的官员大都还没有不请示皇帝便能自主决断杀人之权。
到了北宋，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后，开始施行尚方剑特权，赋予少数高级将领“如朕亲临，违法专杀”的权力。据宋《武经备要》记载：“本朝之制，大将每出讨，皆给御剑自随，有犯令者，听其专杀。”
不止是宋，辽、金二朝也都有过运用赐剑专杀权的事例，不过多在军政领域，主要是为了解决武将外出征战过程中，距离京师朝廷远，每事奏请，恐失战机的实际问题，这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由来。
但宋、元之前皇帝对尚方宝剑秉持慎用、军用的准则，武将的专杀权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宋史·陈执中传》中就讲，赵匡胤赐大将曹彬尚方剑时吩咐：“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斩”。
后世拍电视剧，最先出名的大概就是青天大老爷包拯，但其实宋代在司法领域并不使用“尚方剑”，或者说专诛特权。
开封府尹包拯断案理刑用的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分别处置违法乱纪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和地痞恶霸。而电视剧中又说开封府尹包公就有一把“上斩昏君、下斩佞臣”的尚方宝剑，这显然是过度的艺术加工渲染出的结果。
究其根源，大概是由于历史上确曾有尚方宝剑，加之民众对清官的无比崇敬和期盼包青天惩恶扬善的心理所致，事实上宋代尚方剑使用并不常见。
元朝时也有尚方宝剑，不过更多是作为皇权的象征和赏赐品，且有隆重的授剑仪式。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道士张留孙以神奇医道治愈皇后的病，帝后大悦，尊其为天师。张留孙固辞不敢当，乃号上卿，命尚方铸宝剑以赐，建崇真宫于西京，专掌祠事。可见此时尚方剑还没有广泛用于国家政务和军事征伐。
至元七年(1270年)时，四川、陕西发生反抗蒙古的武装叛乱，中书省臣异常忧虑，“请专戮其尤者以止盗，朝议将从之。”也就是说中书高官官丞相建议授予出征将帅尚方宝剑“专杀”权力来镇压盗寇，朝议准备采纳。
不过此时翰林学士、侍御史高鸣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元制令天下上报死囚犯，必须报批才准行刑，这是慎重用刑、顾惜民生的做法。现在如果听从中书省的请求，“是开天下擅杀之路，害仁政甚大”。忽必烈采纳高鸣不能乱开杀戒镇压民众的建议，没有授予征伐将帅“专戮”特权。
前朝的尚方剑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大明呢？诸位阁老一回顾，发现尚方剑真正开始“发威”还真就是从大明始。
大明一开始的时候，大将出征的权力象征主要是皇帝赐予王命旗牌，不过王命旗牌只能便宜行事，并无专杀之权。
这其实很正常，毕竟中国历代都有个基本思想叫做“人命关天”。你要问这种思想的表现在哪？在明朝来说，就是如果要处死罪犯，一般是需要皇帝御笔朱批的——赐尚方剑便是给了官员直接杀人的权力，这当然是很大很大的权限。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有明一代赐尚方剑虽然不像过去历朝那样稀罕，但真正开始频繁赐予尚方剑并给予专杀之权，正是从万历朝始。再仔细一点，可以说正是从“万历三大征”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