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我欲乘风 第080章 置之度外（4）]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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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当拿破仑征服意大利返回巴黎的时候，老同学布里昂恭维他说：“波那巴，你已经名闻遐迩、震烁古今了。ㄣ”这位后来的欧洲征服者轻蔑地一笑，坚定的说：“不，布里昂！如果我今天死去，10个世纪以后，关于我的记载，在世界史上都不会占到半页的篇幅！”

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林肯：“他的地位，相当于音乐中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但如果他不当总统，他的伟大恐怕只有上帝才晓得。”

马基亚维利曾经说过：领袖人物是自然数，人民群众转动脑筋相当的快的想了想零。他们只有添在领袖人数后面才具有意义。

崇高的地位和历史的变迁，为这样一批人提供了从零到自然数的飞跃的机会。这是无比惊险的一跃。一个人数十年的磨炼，一个国家数百年来的机遇，一个在人类数千年历史中注定要写下的篇章，猛地一刹那间之间，就在那一刻全部汇聚、冲突、爆发，然后决定。人类所能拥有的所有力量：野心与奉献、知识与智慧、激辩与话语少的可怜的、妥协与暴力、坚强与忍耐、果断与沉着……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尽情的展现。有的人赢了，他从此属于千秋万代；有的人输了，他从此泯然于芸芸众生。

凡是在同学阶段住过集体宿舍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都做一件事，比如半夜跑出去买方便面加餐之类，但都不愿意去。于是有人提议：“我建议让某某人去，同意的人请举手。”显然除了被提名的那个人以外的人都会举手，于是大家就会说：“你看，少数服从多数，你一个人反对无效，该你出去买。”这往往是一种玩笑，“少数派”如果坚决不去，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但这种玩笑，反映了我们一种潜在的观念——多数对少数拥有强制性的权力。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为了防止暴政，为了保护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治权力的侵害。如果民主产生的权力也去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就不是民主，而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种所谓的“民主”最后也只能走向个人独裁。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一样：人生活在社会里，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既可能是多数，也可能是少数。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绝对的话，当权者就不得不不断的变换划分标准来打击反对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少数，最后把民主送进坟墓。

难道说，真的是如此吗？

老年男子一时间竟然惆怅了起来，更悲哀的是，自己居然也不晓得是在惆怅什么！

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这个世界！

为了大华！

大华！

老年男子默默的念叨着这两个字，眼神之间，竟然闪出了一丝水状物体。

淳于善木也发现了这点异状，刚想开口询问，结果，老年男子未卜先知的抬起了手，示意淳于善木不必说话，然后，雨烟的望着远方，似乎想看出个究竟来！

远处，蔚蓝的天空，一时间，似乎也凝现了相当的多雾气！

常常有人借口“大华人素质太低”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种说法其实也没有大错。

在大华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并且直到现在种植农业所占人口都在全社会中占几乎半数的国家，要进行民主的变革，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它与花旗国从一片全新的大陆、全新的人民中开始的民主进程完全不是一回事。

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缺乏民主传统国家进行民主尝试失败的范例：人民为迫害犹太人欢呼、为冲锋队的暴行欢呼、为独裁者上台而欢呼，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取消、宪法被逐步破坏却保持了话语少的可怜的。

因为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等观念几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而自由、权利、宪法等概念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这些东西是否存在跟自己的生活似乎毫无关系，只要希特勒许诺解决就业、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谁管他采用民主还是专制的手段呢？

是的，在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是无法持久的，最后只能滑向混乱或绝对专制的深渊。但是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停滞不前，等到某一天人民的“觉悟”猛地一刹那间提高了又一次凝色的进行改革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会游泳怎能下水”和“不下水怎能学会游泳”之间的矛盾。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民主的实践本身更能锻炼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了。

托克维尔在《论花旗国的民主》道：“花旗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来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来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并称赞花旗国的乡镇自治形式，认为拥有自治权力的乡镇，是北美殖民地在大布雷狄厄及北爱尔兰帝国的“总督制”条件下保存民主传统、培养民主传统的基地。要改变某些人所谓的“大华人素质太低”的现状，不能仅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而应该从现在做起，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实现乡镇自治，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提高人民的“素质”。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工作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炮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军部会议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

“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

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又一次凝色的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还当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

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不得不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

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战士，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

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影子社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自己，是不是也要做戴高乐一样的悲剧人物！